2007年6月底，湖南资兴市街头，忽然出现了许多“出售住房”的小广告。上面写着：“为了救自己的丈夫，本人急卖自家住房。联系人：黄红兰。”出售住房的小广告，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然而这次，许多资兴市民却被这个小广告感动了。

　　

　　在资兴，在郴州，黄红兰欲卖房为绝症丈夫“购买”六个月剩余生命的故事，开始广为传播开来。

　　

　　被金钱“量化”的生命

　　

　　7月2日凌晨6时30分左右，像往常一样，黄红兰从窄小的行军床上翻身坐起后，便习惯性地往并排摆着的病床上伸手摸了一把，感觉丈夫还温热地躺在那里，便开始轻轻呼唤着丈夫的名字。虽然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但每当妻子叫他的名字时，付本胜会本能地睁开双眼，朝妻子望过去。

　　

　　一个多月以来，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付本胜的病房里上演着。“我已经习惯在医院里的这种生活了，我早就把医院当成了我的家，对医生产生了绝对的依赖。”黄红兰说，之所以产生这种特殊感受，是因为只有在医院和医生这里，她的丈夫才有机会活着。

　　

　　“如果离开医院，不出一个星期他就会去世。”黄红兰说，丈夫患的是一种名叫星形细胞瘤（III-IV级）的恶性脑癌，湖南省肿瘤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专家都认为：他最多只能活6个月。

　　

　　医生告诉黄红兰，付本胜的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开刀把瘤子割掉，但新的瘤子马上会长出来，所以病人最多只能活两个月；另一条路就是通过打针给病人的颅内减压，但每次打针仅能维持2个小时，“必须间隔6个小时才能打第二次针”，因此其他4个小时就要处在极度的痛苦当中，这样的保守治疗可维持他四五个月生命。

　　

　　在黄红兰面前，丈夫有限的生命突然间与金钱那么直接地挂起钩来了，她甚至可以算出丈夫剩余生命每天的价格：按保守治疗方案计算，维持6个月需要10万元左右，每天四五百元。

　　

　　这是怎样残酷的计算公式啊！

　　

　　“他活着就是我的幸福”

　　

　　在郴州治疗期间，有医生劝黄红兰将付本胜接回家去休养，“明知他救不活，何必还要花这个冤枉钱呢？何况你还有两个孩子！”一些病友也关切地对黄红兰说：“你都服侍他一年多了，也算对得起他了。还是认命吧！”

　　

　　对此，黄红兰说：“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摸摸他的身体还是热的。即使他在床上躺一辈子，我也会服侍他一辈子，只要他活着就是我的幸福。”

　　

　　7月2日上午8时许，记者来到付本胜的病房里时，医生刚刚为其打了针。黄红兰用棉签为其“刷牙”后，付本胜慢慢地睡着了。黄红兰一边不停地用双手搓着丈夫的手，一边向记者讲述她和丈夫以前的生活。

　　

　　1988年，付本胜从安徽蚌埠来到宜章县江水小学，做了一名代课教师。1989年，付本胜与当地村民黄红兰结婚。当年下半年两人南下，开始长达17年的打工生涯。

　　

　　刚到广东时，夫妻俩在一家工厂做工人。几年后，付本胜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当管理人员。他们省吃俭用，把钱寄回老家给父母保管，为两个小孩的学习生活积攒费用。

　　

　　“后来，我们用多年打工的积蓄在资兴市内买了一套房子。”黄红兰说，当时花6万多元买的这套房子，到现在都没装修，“原来打算这两年再赚点钱回来搞装修的，没想到却发生了这样的变故。”

　　

　　“不能让他再受委屈”

　　

　　1999年，付本胜和黄红兰双双进入英属维尔京群岛某国际有限公司东莞代表处。2004年7月，公司为两人办理了医疗保险手续。

　　

　　付本胜在出差途中发病以后，先后在东莞市立医院、安徽蚌埠肿瘤医院治疗达数月之久，刚开始，公司按规定为其报销了近6万元医药费。“但去年10月24日，公司突然停了医保”，黄红兰说，由于陪丈夫在几个医院辗转治疗，自己也被公司辞退，两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彻底中断了。

　　

　　今年5月14日，付本胜病情加重，住进郴州某医院。从此，黄红兰几乎每天24小时守在付本胜身边。“尽管大多数时候他不能说话，但只要我在他身边，他就会舒服一点。”她说，由于脑瘤压迫神经，丈夫的情绪特别焦躁。

　　

　　一天，付本胜突然清醒了很多。“他流着眼泪对我说，如果哪一天我傻了，你一定要帮我去申请安乐死。”黄红兰说，见她日渐憔悴，自己要求安乐死又遭拒绝，丈夫竟找了一块刀片悄悄地割腕。“幸亏我发现得及时。不然，我要后悔一辈子。”

　　

　　付本胜每打一次针后，就可以安静地睡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又陷入到极度痛苦中。就这样，每6个小时一个轮回。因此，黄红兰没睡过一个好觉，“只有趁他睡着了，我才能睡一会”。几个月下来，黄红兰消瘦了许多。但她说：“本胜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我就是再苦再累，也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

　　

　　欲卖房延续丈夫生命

　　

　　拎着一塑料袋的医药发票，黄红兰流着眼泪说，这些费用已经高达6万多元。半年来，她靠父亲和两个弟弟，还有其他一些亲戚的接济才挺过来的。

　　

　　“可是，要让本胜继续活下去，一天的费用就要400到500元。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才想到卖房子。”黄红兰说，为了筹措治疗费用，她曾拿着家里的房产证和国土证到银行去办贷款手续，“房产证上的名字是付本胜的，银行一查，就知道是一个重病患者。没有一家银行愿意为我贷款。”说到这里，黄红兰抽泣起来。

　　

　　由于自己不能离开医院，黄红兰便委托父亲写了卖房的小广告，在资兴市一些人流量大的超市和菜场附近墙壁上张贴。

　　

　　对于卖掉房子以后母子三人怎么生活下去的问题，黄红兰无奈地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就这样走了。自己和孩子今后到底怎么办，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

　　

　　“如果房子能够卖掉，用完卖房所得的钱，医生给他预期的生命终点，也就基本上到了尽头。到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再有遗憾了……”说到这里，泪水已经打湿了黄红兰胸前的一片衣襟。